玻璃空心砖都有哪些好处 玻璃空心砖有何制作方法

此何以故？盖满座之人之心，即是一人之心，元无自他间隔故耳。

（《近思录·卷二·为学》）这是对重知轻行、重义理轻践行现象的一种批评。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9。

而对生命无限护惜的证严法师也说：生死不可怕，怕的是对世事看不开，对己放不下。证严法师为人处世，也以诚信为本，主张内修诚正信实，外行慈悲喜舍，她说：人性之美，莫过于诚——诚为一切善法之源。意义不过如此，但后人去恶大做文章，在注、释时，以更多的文字说明，遂将这些简单的话分析得非常深奥。一句话，儒学的现代转换，关键在于能否把专注义理的儒学转变成百姓伦常日用的儒道，让芸芸众生能切身体会，并遵大道而前行。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不分你我他，心善即气和。要批评别人时，先想想自己是否完美无缺。东与西这一组方位由于与日出、日落相关联而被赋予了超乎经验的意味。

对于位居中心的农民来说，正因其观察视角长期不变，周遭恒定的景象在四季之中的变化才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尽管这种自我中心感似乎是全人类的共同经验，即便是居住在北极圈附近的因纽特人，也是直到接触了大量白人后才意识到自身所处的位置，此前一直认为自己所居之地不仅是世界几何中心，而是世界文化和人口中心。北方不仅寒冷严酷，更是失败、死亡的象征。《淮南子·天文训》讲：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或曰天一，或曰太阴。

风、雨、雷、电等对原始部落造成巨大恐慌的自然现象，无一不是自上而下。坐北朝南也成为后世王城建设的主要方位朝向。

……当夏人崛起于黄河中游时，最初的治水和水流东注的地理因素，最足以使人们对东方奥秘发生兴趣。这正是方位观作为一个美学问题对中国文明深层次的影响与贡献，对我们今日美学学科的边界拓展、传统资源的激活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庄子·齐物论》曾讲：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皇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回到六合的观念上看，《庄子》还明确区分了六合与六合之外。万物沐浴阳光随之萌动，东方又因此代表生命伊始，对应季节为春季。然而，不论上下还是四方，一切方位都是以世界与其观察者——人的关系而言，是以人为中心的方位，这就注定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空间只能是一种人化的经验空间，而与纯粹的物理空间有所区别。与南方的温暖相比，北方始终是严酷的象征。

天空对先民来说是唯一以个人力无法涉足的空间领域，而天象对万物生存又有着决定性意义，人不得不去认识天。万川东流汇入大海，而大海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庄子·天地》）的特性恰似道，万流所归的东方因此具备了道的特性。

毕竟自然本身无所谓方位，更不存在中心，所以《庄子·天下》篇讲：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这是在说早期的中其实是位于河洛平原地区，然而在秦始皇定都咸阳后，作为早期四方标志的高山大河都位于东方，其都城便失去了地理意义上的中心位置。

尽管河出昆仑说近来多被证伪，但对早期的华夏民族来说，它指向的就是真实的世界。若把西放进整段中国史来看，这种历史感同样只增不减。先民对上方空间的勾画往往是非理性的，弥漫着神秘的色彩，充满恐惧与敬畏的宗教意味。以康德将时、空视作人类感知的两种先验形式来看，中所关乎的绝不只是方位经验，甚至更是人类认知的起点问题。东方天然象征着生命的起始，被赋予光明、神圣之意味，是万物生发的方位。由于华夏地势西高东低，重要的大江大河几乎都自西向东流淌，这一特殊的地理经验对早期东、西二方的建构有着重要影响。

美学因此不再仅仅属于上层建筑，而且属于基础。尽管圭表仪具发明之后，人就能够通过日中日影的方向确定南方的位置，但人对南方的完整认知还有待于以年为单位的太阳运动。

昏与明、昼与夜的变换是最为直观的自然经验，不仅影响生产活动，更影响人的认知活动。然而这种东向为尊的情况大约到汉代中期开始有所改变，逐渐向南向为尊转移。

一方面，政治格局的变化日益凸显着南方的重要性，迫使人的目光南移。事实上，空间的重要性早在康德的时期就已经显现。

这种游心六合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境界也成为历代文人精神追求的最高旨趣。以传统建筑方位为例，汉代以前，整个中原地区的都城和墓葬大多均以坐西朝东为主，这自然如前文所述，与上古的尚东意识相关。农业文明特殊的人地关系使得方位体系具备稳固下来的前提，但这一方位观的最终确立还得依靠政治力量的参与。早期的日月星辰之象并非纯粹客观的天文知识，而是人的地理经验在天上的投射，如先民将太阳视作一种鸟，商人的图腾即为玄鸟，星辰多为部落图腾或族徽，表示星象之形的青龙、朱雀、白虎等物象都源自地理，是人类用大地经验表征天文的方式。

商人创造天帝的观念，也正是希望通过占卜、献祭等手段讨好天帝、确保足够的生存资源。方位的存在使得空间永远只能是一种建立在人类中心之上的经验空间，是经验的产物。

《楚辞·招魂》把下界称为幽都，而幽都在《尚书·尧典》的四方叙述里正是北方之名。这一综合性同时也意味着，南、北在诞生之初就掺杂了中国人的诸多思想、价值层面的抽象思维内容。

回到前文，这又恰恰印证了上、下这组垂直方位的主导地位。从神乌负日、地下黄泉，到苍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方神兽，方位承载了先民最重要的空间想象，空间逐渐从单纯的物理空间转变为审美化的人文地理空间。

历史变得越来越长，西方所承载的起源意味与历史感都变得愈发浓重。于是自淆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周礼》几乎每篇开头都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之句，用来强调帝王对民族方位共识的形成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与段注中军奔曰北类似的，还有《汉书·高帝纪》中的项羽追北、《商君书·战法》中的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之说。

而西字，在甲骨文中则状如鸟巢，《说文解字》曰：西，鸟在巢上也。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确立，不仅与早期的生产实践密切相关，更以一种美学的方式参与了华夏民族的价值认同与历史建构。

以农业文明为例，斯宾格勒曾说，最初的人是一种东奔西跑的动物，他的醒觉意识不住地在生活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完全是小宇宙，不受地点和家庭的奴役，然而这种游离的人地关系由于农业的关系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因为农业是一件人为的事情，猎人和牧人同它没有接触。河源同时也是族源、生命之源的隐喻。

从上、下的建构到四方的展开，方位承载了中国人独具特色的空间想象。更进一步看，空间问题所关乎的，其实是如何构建一个可居的精神家园、实现自我安顿的安居问题。